周总理在弥留之际时，曾对邓颖超说：“我这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唯有你，我希望有来生。”

他们的旷世之恋至今仍然为人们感动。

但鲜有人知的是，在与邓颖超结合之前，周总理还有过一个恋人。

就连邓颖超都曾对侄女周秉德说：“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，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，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

张若名究竟是何人？

如此般配的二人为何会分道扬镳？

在这之后，她又过着怎样的人生？

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总理的初恋张若名女士。

并肩作战，结为战友

1919年，周恩来刚从日本归国，便立刻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之中。而后，他

主持成立了以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，就此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。

与此同时，在天津还存在一个与学联比肩的女学生组织，即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。

而这个组织的领袖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张若名。

张若名，字砚庄，于1902年2月生于直隶省清宛县。张家家境殷实，其祖父是清宛县的首富。她的父亲张绍文更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，曾任广西陆军测量局局长。作为家里唯一的千金，张若名幼年时，也曾有过一段父慈母爱的童年时光。

可在她上小学那年，父亲张绍文娶了一房姨太太。自此，其父便开始宠妾灭妻，冷落妻女。

那姨太太恃宠而骄，不仅常将身为大房的张母当仆从使唤，还会暗地里羞辱殴打张若名。

奈何张母深受“三从四德”等传统礼教荼毒，对丈夫逆来顺受，一句埋怨也不敢有。

那个时候，她只会在夜深人静之时，抱着年幼的女儿无声流泪。这一切深深刺痛了张若名幼小的心灵，也令她对残害女子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深恶痛绝。

而在这灰暗的生活中，唯一能带给她光亮的人便是二伯父张禔仁。

张禔仁早年在日本接受过新思想的熏陶，不受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影响，是家中唯一一个从小对张若名疼爱有加的长辈。

1912年，清朝覆灭，民国政府成立。张若名便跟着这位二伯父去到天津读书。四年后，她成功考入天津女师，成为十年级的学生。与其同一年入校的还有一名叫邓颖超的姑娘。

天津女师是“清末新政”的产物，是闻名遐迩的新型中等学校，教授的也都是现代师范教育的内容。

在这里，张若名终于摆脱陈旧的礼教，与思想进步的女同学们尽情谈论时事。

当时，正值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时期。她便与邓颖超等人创办了天津女界

爱国同志会。一行人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势，率领天津的女学生投身这场反封建运动中。

在周恩来领导的学联成立后，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组织很快就团结起来，开始并肩作战。

1919年，巴黎和会召开，国际社会竟然要将中国山东的主权转交给日本人，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。

消息一传入国内，瞬间引起轩然大波。同年5月4日，全国各地学生罢课、工人罢工、商人罢市。张若名和周恩来等八名天津学生代表，更是直接赴京参加请愿。

也正是这一次并肩作战，让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。

最终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，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。

这一次胜利也让他们真正见识到团结的力量。回程的火车上，一行人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关于时局与革命的话题，聊得十分投机。

既然大家的理想一致，张若名干脆向周恩来提出：“不如我们将两个组织合并，结成一个力量更强大的队伍？”

闻言，周恩来眼前一亮，激动地说道：“好啊，不但要合并，还要把积极分子选出来，结成一个更为严密的团体，最好再办一个刊物！”

两人一拍即合，回到天津就立刻开始着手合并事宜。

1919年9月2日，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场庵学联办公室里，20名青年聚集在一起，成立了一个叫“觉悟社”的组织。

彼时，张若名任执行部长。整个社团里，十五岁的邓颖超年龄最小，成员们就都叫她“小超”。

周恩来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叫其“小超”，而这一叫就是一辈子。不过，那个时候他们之间还没有超过革命战友之外的情谊。

然而，从成立之日起，“觉悟社”就成为世人眼中离经叛道的存在。

因为在主张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时代，这样有男有女的团体会被视作不检点。

为杜绝流言蜚语，也为专心革命，社内便明文规定：禁止男女社员有任何恋情。

这一时期，周恩来就抱定了独身主义。

因此，大家都只是视彼此为革命战友，谁也没有动过恋爱的心思。

1920年1月初，“觉悟社”的刊物《觉悟》正式创刊。

张若名以“衫陆”的笔名，发表了一篇名为《“急先锋”的女子》的文章。

在文中，她指出：“求女子的解放，先求得女子得工商业得知识，开创女子经济的独立方法。”这一观点直接抓住了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关键所在。

即使现在看来，也是十分进步的。

自然，这篇文稿一经发出，就让新生的《觉悟》在当地引起广泛关注。

张若名也因此成为社内公认的“第一才女”。

而她与“第一才子”周恩来也顺理成章成了社内人人看好的金童玉女。

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，如果他们有一天放弃独身主义，定会成为一对佳偶。

不久之后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让张若名与周恩来结下更深刻的革命情谊，也让众人的期待成了真。

无辜被捕，情感升温

1920年1月下旬，天津学联调查员在一个商铺检查日货时，遭到了日本人的毒打。

为此，天津各界代表联名向省公署发起请愿，请求严惩犯案的日本人。没想到，军警反倒逮捕正义的请愿群众，还查封了学联的会所。

1月29日，周恩来、张若名、于方舟、郭隆真等四名“觉悟社”成员率数千名学生赴省长公署，发起了声势更为浩大的请愿。

可任凭他们怎样群情激昂地呼喊，门内的人始终无动于衷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突然，有个机灵的小个子学生说：“大门下有个缝，人是可以钻进去的。”说着，他便俯下身去，作势往里钻。见状，周恩来一把拽住了他，说道：“太危险了，要去也应该是我们几个代表先去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他与张若名对视一眼，两人同时点了点头。

而后，他又去看其他两位代表。四人顿时有了默契，毫不犹豫地趴在地上，钻了进去。

这时，躲在门里待命的军警一拥而上，将他们四人逮捕，并随即将大门打开，殴打驱逐游行的学生。

出事之后，邓颖超等人在外面发起救援，请求代为执行牢狱，可当局无动于衷。

可想而知，在狱中的四人受尽了折磨。两位女同志更是被折腾得不断患病。

可即便身陷囹圄，张若名却依然保持着积极的心态。

她对同伴们说：“这里虽然景象不好，但我们的精神是快乐的。”

而两名男同志和两名女同志被关押在相邻的牢房中，仅一墙之隔。

她这种乐观的话语传到隔壁，带给周恩来很大的鼓舞。

同时也坚定了四人斗争到底的决心。4月，张若名的父亲张绍文来到拘留所，意图“劝降”女儿，单独取保。

可张若名却毫不动摇，绝不认错，义正言辞地说：“我们的行动是爱国的、合法的、正义的。”

这番话气得张父拂袖而去。此件事情之后，周恩来越加欣赏这个有着坚定革命信念的姑娘。

历经磨难，谁也没有屈服。

他们四人甚至通过绝食来做抗争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当时他们早已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。

为防不测，周恩来还与张若名交换了私密稿件。

周恩来将自己写的《独身主义》和《我的忏悔》两篇手稿交给张若名。

张若名也将自己的狱中日记给了周恩来。

由此可见，这场劫难之中，云开·全站APP两人的感情和信任都已经上升了一个高度。

但由于这时的他们还坚持“革命就要独身主义”，谁也没有挑明心里的感情。

后来，他们的爱国意志感动北京名律师刘崇佑。

同年7月7日，经刘律师的义务辩护，四人终于被无罪释放。

没过多久，张父以断绝关系相要挟，要张若名回乡嫁人。

张若名绝不可能接受包办婚姻。

她当即在保定德育中学的“留法预备班”报了名。

不过，其家里人得知后，以母亲病重为由，想骗她回乡。

好在二伯父张禔仁及时将实情告知，张若名才没有上当。

而后，她给家人寄去信件，彻底与封建家庭斩断关系。

并且其放话：“如果父亲敢追来，我就跳海。”

1920年11月，张若名与周恩来、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轮船“波尔多斯”号，离沪赴法。

可是在法国的日子并不好过。

革命伴侣，分道扬镳

留法学生刚抵达巴黎，就迎来了一个晴天霹雳。

负责资助他们的法华教育学会出尔反尔，公开宣布与留学生脱离经济关系。

就此，张若名、周恩来等人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都开了天窗。

而当时法国的经济也并不景气，能给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职位有限。

一群细皮嫩肉的学生被迫去工地干起苦力活，受尽外国人的冷眼。

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，周恩来、赵世炎、李富春等人在巴黎组建了“中国少年共产党”，张若名也成了其中的一员。

也是在这一时期，周恩来逐渐认识到革命与恋爱并非对立。

他所崇拜的马克思有燕妮，列宁有克鲁普斯卡娅。

而其战友蔡和森与向警予，李富春与蔡畅都是革命中的神仙眷侣。

后来，在他写给表哥陈式周的家书中如此写道：“吾虽主无家庭之说，但非薄爱情者，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之见，吾持之甚坚。”

可见，他的“独身主义”已经发生动摇，开始渴望有一名革命伴侣相伴。

而与其历经生死的张若名无疑是最佳人选。

就此，两人建立起更为深厚的革命感情。

但这段关系仅维持了两年就发生变故。

1924年1月21日，列宁逝世，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。但法国政府却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。

此时周恩来奉调回国，少年共产党的负责人由任卓宣担任。

此人与张若名多次政见不合，明知危险，还坚持派她参加大会并发言。

结果，张若名险些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。

在这之后，她又因出身问题在党内受到审查，处境更加艰难。

最终，张若名做出了一个改变其一生的决定——退出少年共产党。

得知此事后，周恩来曾多次写信，劝她不要因受委屈，就动摇革命的决心。

可张若名已经下定决心，从此脱离政界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，以学识报国。

就是这一决定，让她与周恩来的情感走到了尽头。

在回忆起这段感情的分手原因时，周总理曾说：“既然我誓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，那我的革命伴侣也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的战友。”

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两人说清之后，便退回朋友关系，此后各生欢喜。

次年春，原在北平的邓颖超收到了一封周恩来从法国的信件。

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明信片，在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奔向自由的春天！打破一向的束缚！勇敢地奔啊奔！”

其实在这之前，邓颖超也收到过周恩来的信件。

但她还认为周恩来与张若名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总是自动忽略信中周恩来含蓄的表白。

这一次她也只在回信中，委婉地问道：“你不是独身主义吗？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？”

没过多久，邓颖超便又收到一封邮件。

这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。

在信中，周恩来十分坦诚地讲述了与张若名在巴黎的一切，并直接表达对她的情谊。

而那张明信片上是德国共产党的两位领袖李卜克和卢森堡，这两位后来一同被德国当局迫害致死。

在明信片的背面，周恩来写道：

“希望我们两个人的将来，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，一同上断头台。”

邓颖超被这话深深打动。

一段旷世之恋，就此开始。

作为进步青年，无论是周恩来和邓颖超，还是张若名都不会沉醉在往事中；

而是要学会拿得起也放得下，不断往前看。

与周恩来分道扬镳后，张若名也开启自己新的人生，一心专注科研，撰写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

她还曾在邓颖超创办的《妇女日报》上发表了《现代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？》一文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。

1930年，张若名获得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，成为我国最早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。

她的博士论文《纪德的态度》发表后，更是收到纪德本人的回信。

信中，他对这篇论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：“透过你的大作，我似乎得到了新生。”

张若名用实力在男尊女卑的世界里站稳了脚跟，一步一步实现了对自己的解放。

事实上，1928年的夏天，她再次见到过周恩来。

当时，周总理在莫斯科开完中共“六大”。

为摆脱追踪警察，他不得不从欧洲绕行回国。

在法国里昂的一个小咖啡馆，他与张若名相对而坐，平静地聊着彼此的近况。

“听说，你和小超结婚了，在这里给你们道声迟来的恭喜。”

张若名搅拌着杯中的咖啡，坦然地笑着。

周恩来亦回以温和的笑容，道了谢。

临别前，两人握手告别，他对张若名说：“这次分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，也许我牺牲了，看不到革命的胜利，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！”

看着眼前目光坚毅的青年，张若名的内心不由得生出一股敬畏感。

她敬畏周恩来这份敢为革命马革裹尸的勇气。

沉默许久，其也一脸正色，郑重地承诺道：“我虽然离开了党组织，但我承诺绝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。”

其实，无需她用言语承诺，周恩来也会信她的人品。

于他而言，张若名永远是他与邓颖超信赖的战友。

1930年，张若名也在巴黎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——与她同样热爱学术的杨堃。

次年年初，他们夫妻二人均以“博士”身份学成归国，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。

七七事变之后，北平被日本占领，中法大学被取消。

性情刚烈的张若名夫妇拒绝帮日本人做事，就此闭关在家，潜心写作。

抗战胜利后，两人离开北平赴云南大学任教。

后来，张若名在该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，成为中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授。

而其丈夫杨堃则潜心中国的民族学研究。

1955年4月8日，周总理与陈毅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。

路过昆明时，他们专程拜访了张若名夫妇。

时隔二十七年再见，两人的脸上都有了岁月的痕迹。

周总理依旧带着温润依旧的笑容，柔声开口：

“好久不见，我代小超问若名姐好！”

故友重逢，周总理十分关心二人的生活状况，还与杨堃仔细聊了西南边境的民族情况。

这一次会面，他们聊了整整五个小时。

回京后，总理讲起此事，邓颖超扯扯丈夫的衣摆，遗憾地说道：“你怎么也不拍张照片回来，我已多年不曾见过若名姐了。”

周总理安抚说：“总有机会再见，下次得空，我们一起去探望就是了。”可没成想，再也没有“下次”了。

1958年，张若名去世，结束了为女子解放奋斗的一生。

闻讯，周总理与邓颖超大为悲痛，随着故友逝去的，是他们炙热的青春岁月。

后记

张若名的一生无疑是精彩的。

在她的身上，我们能看到一种义无反顾的坚持。

每一次选择都那么决绝，但无论对错，她都会咬牙坚持下去，绝不后悔。

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云开·全站APP，才能不纠结于过去，才能过好自己的一生。